◎李敏勇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mar/11/today-s1.htm
「如果心死了／無論如何艱難你會試圖讓它復甦／那是徒勞的／為了讓一個人再生／什麼樣的儀式／什麼樣的群眾／什麼樣的權力／什麼樣的叛逆者／什麼樣的教義／什麼樣的天空／什麼樣的地平線是必須的／…」
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日本的詩人田村隆一（一九二三｜一九九八）以許多詩作反思自己國度。在〈恐怖的研究〉的第九章，開頭的行句質疑的就是面對戰爭留下來的荒地廢墟，做為一個人如何走下去？在迷惘與痛苦裡，這位戰後著名的日本詩人嘗試著自我應答。
「如果是梵谷／就用比地心引力更重的色感／靜靜地描繪碩大的橄欖樹。…」
「如果是莫札特／他或許會需要一支橫笛／帶一支橫笛／這捲毛的少年會出發去旅行…」
「如果是米羅／他會以單純的色彩／形成單純的夢…」
不只梵谷、莫札特、米羅、亨利．魯梭、約翰．唐、波特萊爾、馬拉美…一些畫家、音樂家、詩人，在作品形塑的意義，都成了救贖的浮木，引伸在這首詩裡。藝術在任何一個文明化國家，在任何一個具有文化高度的國家，在一個物質和精神並重的國家，成為拯救死滅的心的必要力量，而不只依賴政治。
對於政治，與田村隆一同為《荒地》這個視戰後日本為意義廢墟的詩誌，另一位詩人黑田三郎（一九一九｜一九八○），則在作品〈路〉的末了，思索戰敗後得到的自由：
「向右也是 向左也是／現在都是我的自由
一切都喪失的時候 站立在／
與以往想像的殘留之路／
現在 我再度想著／
向右 向左 都是我的自由」
戰後殘餘歷史 糾葛至今
戰敗國的日本，即使在盟軍的麥克阿瑟駐紮下，即使被要求訂定非戰民主憲法取代大日本帝國憲法，都仍然是有主體性，而且不只依賴政治的國家。向左或向右，也都是日本，在主體性條件下的路線。
反觀戰後的台灣，在戰敗國和戰勝國的矛盾和滑稽形勢，分別連帶著日本和中國。而且因為戰後被迅速地中國化而缺少經由藝術力量進行救贖的機會；更因為二二八事件讓許多台灣人的心死了；經歷中國國民黨長期戒嚴統治，讓許多台灣人的心壞了。尋求建構一個主權真正獨立的真實國家，一個正常化國家，如果只是經由公職競選，權力競逐的政治作為，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思和人性救贖，會成功嗎？
事實上，台灣的政治紛擾與糾葛仍然停留在戰後殘餘的歷史裡。不像日本有他們在主體性下的政治甚至文化的右派和左派，重新思考發展之路；也不像南韓和北朝鮮，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右左路線的獨立運動延續下來的。同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右意識和左意識沒有確實發展獨立運動，而分別依附右翼的中國國民黨和左翼的中國共產黨，因而將中國的國共鬥爭殘餘現象留存到台灣來，成為在台灣夢魘般的中國問題和困擾，阻礙台灣邁向正常健全國家。
如果不是因為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收台灣，並且因為韓戰後的美蘇對抗形勢影響，讓中國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在它成立時範圍外的台灣殘存下來，中國的國內鬥爭，也就是它的右左鬥爭，早已在一九四九年結束了。二十世紀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在中國分別是孫文和毛澤東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沒有主體性的台灣，以迷惘的祖國之夢，捲入國共鬥爭，也受其遺害。
看看南韓和北朝鮮，右翼的李承晚獨立運動和左翼的金日成獨立運動，雖然也尋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但他們是為了殖民地解放尋求獨立，而不是為了歸屬中國。李承晚政府帶領獨立後的大韓民國，但金日成發動韓戰。朝鮮半島劃分為二，仍然分別是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的統一運動只是為了回到戰後獨立的自己主體而已。
看看越南，戰後在列強協商之下，胡志明的左翼越南獨立運動和吳廷琰的右翼越南獨立運動，分別成為北越和南越兩個獨立國家。胡志明即使尋求過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尋求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但胡志明經由越南戰爭統一越南後，越南也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國民兩黨 兩右並立競奪
國共在中國的內戰，其實和南韓、北朝鮮，也和南越、北越的右左路線鬥爭一樣，都有其主體性。反觀台灣，戰後的歷史可以說是從一個沒有主體性的被殖民轉變為另一個被殖民的沒有主體性的異於世界其他被殖民國家的歷史。因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終戰時際台灣沒有尋求成為有主體性的國家，台灣成為中國這樣的外部力量的鬥爭場域，也被外部力量撕裂。
因為沒有主體性，台灣沒有適當的右政治力量和左政治力量。從前，長期在右翼的國民黨中國宰制下，現在形成在右傾化民進黨台灣崛起的兩右並立競奪形勢裡。糾葛著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政治情境，模糊了台灣國家經由獨立的正常化視野。國民黨中國的某些社會支持條件和民進黨台灣的某些社會支持條件，特別是資本家們，是相互流動的。台灣，沒有像戰後日本一樣的向右和向左的自由，也沒有其他新獨立國家向右或向左的問題，政治力量的發展可能會是偏頗的；政黨輪替的改變也可能不真正確實。
因為沒有充分的文化視野，缺乏藝術的救贖，以及人心的復甦，在政治權力和權力政治的局限中，被殖民的台灣人依附在外來的、外部的權力漩渦，戰後的中國國民黨在台少數統治原理是利用以台制台、以台治台而遂行。一些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無視於家門的悲慘不幸，一路在中國國民黨權力圈扶搖，毫無罪感和恥感，反映了台灣社會墮落的一面，也反映台灣太多政治權力競逐者缺乏自我主體性和文化條件。這樣的歷史和現實的隱憂考驗著追尋國家重建的政治人物，也考驗憧憬一個正常化獨立國家的台灣人民。 （作者李敏勇為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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