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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紂為虐 良心何安?

2011-02-14 一場百萬人的街頭抗爭,拉下了獨裁近三十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十八天的和平吶喊,使得負嵎頑抗的獨裁者低頭,寫下一篇阿拉伯世界璀璨的革命史詩。走入二十一世紀,科技發展之快速,史所未見,物質文明達到了一種過去難以想像的境界。然而檢視精神文明,仍有很多人生活在獨裁專制的政治牢籠,無福享受自由、人權與民主等普世價值。而埃及人民革命的成功,則鼓舞了世人的信心,讓獨裁國家的人民受到感召,向民主邁出堅決的步伐。

人類的政治發展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與框架,甚至在民主體制中也有不同的架構設計,不同制度在不同時期的地球各個角落衝突、磨合,有些是基於宗教、文化,意識形態,甚至為赤裸裸的種族訴求,但是歸納起來,則大致不脫民主與獨裁兩大體系之分野。民主制大體建立在個人、人民、自由、人權與監督制衡的原則之上,而獨裁則以統治者為主體,訴諸不可違逆的神權、君權,天命與領導者的意志駕馭於人民之上,國家機器淪為統治者掌控子民的工具,完全沒有人權與監督制衡的機制。

現今民主與獨裁的對抗,在全球化與科技進步之下民智大開,資訊流通很難封鎖,民主原應居於絕對優勢,蔚為潮流,而獨裁政體則會像埃及一樣,一個接一個崩解。不幸的是,今天的獨裁陣營龍頭老大是一個人口高達十三億、約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這個龐大的共產帝國正在「歹鬼帶頭」,力抗民主的大潮。這個國家早期以輸出共產革命為使命,在第三世界打著反抗殖民帝國之名,到處掀起武裝暴動,成為民主世界的最大威脅。及至冷戰結束,共產陣營瓦解,東歐共產國家紛紛轉向,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多走上獨立之路。那時全球樂觀進步氛圍瀰漫,日裔美籍學者福山甚至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冷戰結束後,人類歷史就到達終點:再也沒有任何制度可以超越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現代性體制。

其實,當時的中國也因經濟改革造成貪腐、官倒、貧富差距擴大、地區發展失衡,民怨累積,無處宣洩,加上受到民主風潮影響,也引發百萬群眾、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豈料,儘管同為專制獨裁的蘇聯、東歐共黨國家都不敢鎮壓人民,但中國在標榜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統治下,卻毫不手軟地使用坦克、機槍血腥鎮壓人民的和平抗議,造成被稱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悲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屠殺人民的作法,不但背離了它以「人民」為名的革命宗旨,也與當時的民主大潮流逆勢而為,顯然中共領導人為了保住政權,寧可成為人類公敵,也不惜抹殺人性,鐵血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與北京市民,與文明、普世價值對抗。

可以說,中國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已成獨裁世界的領導者,人們發現社會主義在共黨國家的實踐下,少數的共黨領導人形成壓迫所有階級人民的新階級。如今僅存的共黨國家如古巴、北韓,大抵政治獨裁、經濟落後,惡名昭彰,被世人所唾棄,因此,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垮台後得以存續,並非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而是中國利用它的廣大資源與人口優勢在捍衛社會主義。而中國的獨裁統治得以存活,固然是中共頭子鎮壓人民的野蠻手段所致,但在中國遭到舉世封鎖時,部分台商唯利是圖,無視民主人權之基本價值,大舉前進中國投資,使得中國的經濟獲得助力,突破了孤立處境,茁壯為世界大經濟體,獨裁政權方得以苟延殘喘。

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性,固然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但這個經濟快速增長、世界重大經濟體等假象,強化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以及對台統戰手段的靈活性,並使得中國成為捍衛獨裁政權的最後堡壘。換言之,中國獨裁統治能夠延續,進而成為文明世界之敵、民主的最大威脅,實拜少數台商眼中只有金錢利益,心中無祖國,罔視生命與自由的價值之賜。這些人助紂為虐,如今帶著名利衣錦還鄉,卻不知六四天安門的亡靈如何能安息於地下?